第五七九章 袁世凯来访(三)
袁世凯对地方治理的经验不多,但对唐绍仪、蔡绍基的那些什么“三权分立”、“司法独立”、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”的理论也不大感兴趣,平时谈到这些话题时也是兴致索然,不过这时心里隐隐觉得两人说海外华人是“其兴也忽焉,而其亡也勃焉”,未免有些太武断了。
海外华人发布的【土地改革制度大纲】和太平天国的【天朝田亩制度】,袁世凯都看过,里面的内容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,比如都主张将田土收为国有,然后再进行分配,达到“耕者有其田”的目地,但其中也有很大的不同,虽然袁世凯也说不出到底是怎么个不同法,但本能的感觉到太平天国的【天朝田亩制度】基本就是一纸空文,根本不可能做到,当然在【天朝田亩制度】里,说得十分含糊,许多制度根本就没有可行性。
如主张【天朝田亩制度】中主张“土地按每年产量的多少,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级九等,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,好坏各一半,按人口平均分配。”,但土地的好坏,到底是一个什么标准,由谁来划定。而且“田产按人口平均分配”,这个人口到底是指什么人口,是全国人口,一省人口,还是一个州县的人口。虽然袁世凯对地方治理的经验不多,但也知道中国地大物博,但每一地的情况都不一样,一般来说,南方土地的产量要比北方高,北方的好田到了南方也许只能算中田,而且在人口大体相同的情况下,有的省份可耕种的土地多,而有的省份少,如两湖省,四川就是耕地大省,而福建、江西的可耕土地就要少得多,因此这种绝对平均的土地分配方式是根本不可能实现。
【天朝田亩制度】主张的分配方式是“天下人人不受私,物物归上主”,也就是每户留足口粮,其余归圣库,而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,按规定费用到“圣库”领取,达到“天下大家处处平匀,人人饱暖矣”,这话说起来似乎没有问题,但袁世凯清楚,这也是做不到的,虽然袁世凯不懂“绝对平均主义”、“空想社会主义”这些概念,但也知道人心均贪私利,在解决了获得温饱之后,进而就是希望多分多得,多置私产,何况这一个“足”,一个“余”,其中伸缩性是很大的,也是漏洞百出的。真正实施起来,肯定会有多产少报、瞒产、匿留、私分等情况发生。这绝不是靠严查厉稽能够解决的。
而事实上太平天国成立之后,只在局部地区真正实施过【天朝田亩制度】,而在大部份地区仍然是实行比较切合实际的“照旧交粮纳税”的办法。
但海外华人发布的【土地改革制度大纲】在这些细节方面就要明显合理得多,首先是明确分地是以村庄为单位,而在分配制度上,只要交足了规的粮税,其余就归农民私有,仅从这两点看,【土地改革制度大纲】确实要高明得多,当然袁世凯也不是没有找出【土地改革制度大纲】的问题,袁世凯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禁止土地卖买。但总体来看,【土地改革制度大纲】要明显比【天朝田亩制度】可行性就要大得多。
又经过了一天的行程,袁世凯一行队伍才到到达青岛,由秦铮出面袁世凯一行到来。这也让袁世凯颇为受宠若惊,因为他知道秦铮可是海外华人的二号人物,由他来迎接自己,也算是很给自己面子了,听说李中堂来也是这位秦政委出面迎接。
青岛没有城墙,但袁世凯仍然下令,命军队驻扎在青岛外围,自己只带少量军队进入青岛城区。而穿越者则专门拨出了一所住宅,供袁世凯及随众人员居住,卫兵也全部都是袁世凯带来的士兵,只留下五名负责联络通讯的工作人员。
这时李鸿章还没有到青岛,因此就在当天晚上,袁世凯就和秦铮展开了会谈。
秦铮和袁世凯对面而坐,商其松在侧座相陪,袁世凯首先道:“秦政委,前者是兄弟的部下孙仲奎、万坤等人私自领军行动,与贵众为敌冲突,虽然不是兄弟的本意,但也有失查之过,这一次也是特来向贵众赔罪,现在兄弟己将孙仲奎、万坤等人正法,而贵众的所有损失,均由我来负责赔偿。”
秦铮摇了摇头,道:“袁巡抚,请你放心,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打算再追究下去了,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,以后也不用再提,大家像前看好了。”
袁世凯听了,也不禁有些意外,他原来还以为要废一番口舌,而海外华人也会趁机刁难,甚致是漫天要价,那知他们会这么好说话,一句话就都带过去了。不过袁世凯也不是天真少年,当然不会相信海外华人真的是好相与的,后面肯定还有话,因此袁世凯赶忙拱了拱手,道:“贵众宽宏大量,兄弟我实在是佩服之至,不过赔偿还是不可免,这次兄弟带来了10万两白银,不知够不够用。”
秦铮笑了一笑,道:“赔偿的事情,下一步再提,不过有一些事情,我们需要弄明白,因此我们希望袁巡抚能够如实的回答我们几个问题,不过这并不是要追究袁巡抚的责任,还希望袁巡抚不要介意。”
袁世凯听了,虽然有些摸不着头脑,但也明白海外华人的真正目标在这里,于是道:“秦政委尽管问吧,兄弟我一定知无不言,绝不会有所隐瞒。”
秦铮点了点头,道:“要敢袁巡抚,是否认识王克行、王克复兄弟,也许他们用的并不是这个名字,但是两个30多岁的年轻人,山东口音,是本省人。”
袁世凯认真的想了一想,摇了摇头,道:“兄弟相识的人中,似乎并没有这样两个人。”
秦铮也不置可否,道:“好,那么这次让孙仲奎、万坤领兵参加地主联盟的武装,进攻门埠村,到底是袁巡抚自己的决定,还是别人向袁巡抚进言建议?”
袁世凯听了,赶忙连连摆手,道:“秦政委,这件事情决不是我的意思,而是孙仲奎、万坤等人的私自行动,兄弟我确实不知......”
秦铮打断了他的话,道:“袁巡抚,我刚才己经说过了,我们并不是要追究你的责任,只是要找到事情的真像,决不能这样糊里糊涂的结束,因此这些场面上的话,就不用再说了,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,这很重要。”
袁世凯听了,神色也不禁有些尴尬,因为对方的话实在太直白了,让习惯了清廷官场绕来绕去说话方式的袁世凯很有些不适应。不过秦铮的意思他是完全明白了,其实发生了门埠村的事件以后,袁世凯只想着怎么处理和海外华人的关系,还没有空去想这件事情的起因,毕竟事情己经发生了,再追究起因也就己经没有多大意义了。
而现在秦铮十分郑重的提出这个问题,袁世凯也不禁静下心来,认真的想了一想,才缓缓道:“实不相瞒,这件事情最初是我手下的一个日本军事顾问向我提出来的。”
秦铮听了,也禁不住看了商其松一看,这么看来,还真让商其松给猜着了,这件事情果然是和日本人有关,因此道:“袁巡抚的手下竞然还有日本顾问?能够说得再详细一些吗?”
北洋新军是仿校徳国陆军的模式组建,因此聘请了大量的德国军事顾问,但也有一部份美国、日本的军事顾问,请美国顾问,是因为美国在中国有大量的商业利益,而且相对其他国家来说,美国对清廷还算友好,没有出兵进攻清廷,也没来要求清廷割地赔款,连租界都不要了,因此袁世凯和清廷也都希望和美国建立好关系。
而选择日本军事顾问的背景就要复杂得多了,其实凭心而论,袁世凯对日本并沒有什么好感,因为当初袁世凯在朝鲜就是被日本弄得灰头土脸,遭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挫败。不过在甲午战争以后,日本方面有意和清廷改善关糸,也做了一些示好的举行,而在另一方面,虽然甲午一战,日本把清廷打得满地找牙,但在这个时代的中国,对日本并没有太多的仇视,至少对日本的敌视不会在其他国家之上,毕竟清廷挨过的打太多了,有日本也不多,没日本也不少,甲午战败之后引发的社会轰动,主要还是在面子上过不去,被西洋人打了就算了,现在连身边的一个弹丸小国都打不过,面子上自然是过不去的。
同时还有一部份人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,因为清日两国的国情、文化都差不多,淸廷的起点甚致还要比日本高得多,毕竟是地大物博,但日本通过30余年的明治維新之后,己经超过了清廷,实现了富国强兵,不过正是由于清日两国的国情、文化相近,那么日本能做到,清廷也同样能做到,而日本实现富强所走过的路,自然也适合清廷,因此在中国一度形成了一股学习日本的风潮,后来主导戊戌变法的维新派,就是要求清廷校仿日本变法,甚致在戊戌变法期间,清廷还聘请了伊藤博文当变法的顾问。
而且日本陆军也是学习徳国,因此也自然有其的独道之处,于是袁世凯也聘请了二名日本顾问,一名叫山木一郎,另一名叫本田武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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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华人发布的【土地改革制度大纲】和太平天国的【天朝田亩制度】,袁世凯都看过,里面的内容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,比如都主张将田土收为国有,然后再进行分配,达到“耕者有其田”的目地,但其中也有很大的不同,虽然袁世凯也说不出到底是怎么个不同法,但本能的感觉到太平天国的【天朝田亩制度】基本就是一纸空文,根本不可能做到,当然在【天朝田亩制度】里,说得十分含糊,许多制度根本就没有可行性。
如主张【天朝田亩制度】中主张“土地按每年产量的多少,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级九等,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,好坏各一半,按人口平均分配。”,但土地的好坏,到底是一个什么标准,由谁来划定。而且“田产按人口平均分配”,这个人口到底是指什么人口,是全国人口,一省人口,还是一个州县的人口。虽然袁世凯对地方治理的经验不多,但也知道中国地大物博,但每一地的情况都不一样,一般来说,南方土地的产量要比北方高,北方的好田到了南方也许只能算中田,而且在人口大体相同的情况下,有的省份可耕种的土地多,而有的省份少,如两湖省,四川就是耕地大省,而福建、江西的可耕土地就要少得多,因此这种绝对平均的土地分配方式是根本不可能实现。
【天朝田亩制度】主张的分配方式是“天下人人不受私,物物归上主”,也就是每户留足口粮,其余归圣库,而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,按规定费用到“圣库”领取,达到“天下大家处处平匀,人人饱暖矣”,这话说起来似乎没有问题,但袁世凯清楚,这也是做不到的,虽然袁世凯不懂“绝对平均主义”、“空想社会主义”这些概念,但也知道人心均贪私利,在解决了获得温饱之后,进而就是希望多分多得,多置私产,何况这一个“足”,一个“余”,其中伸缩性是很大的,也是漏洞百出的。真正实施起来,肯定会有多产少报、瞒产、匿留、私分等情况发生。这绝不是靠严查厉稽能够解决的。
而事实上太平天国成立之后,只在局部地区真正实施过【天朝田亩制度】,而在大部份地区仍然是实行比较切合实际的“照旧交粮纳税”的办法。
但海外华人发布的【土地改革制度大纲】在这些细节方面就要明显合理得多,首先是明确分地是以村庄为单位,而在分配制度上,只要交足了规的粮税,其余就归农民私有,仅从这两点看,【土地改革制度大纲】确实要高明得多,当然袁世凯也不是没有找出【土地改革制度大纲】的问题,袁世凯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禁止土地卖买。但总体来看,【土地改革制度大纲】要明显比【天朝田亩制度】可行性就要大得多。
又经过了一天的行程,袁世凯一行队伍才到到达青岛,由秦铮出面袁世凯一行到来。这也让袁世凯颇为受宠若惊,因为他知道秦铮可是海外华人的二号人物,由他来迎接自己,也算是很给自己面子了,听说李中堂来也是这位秦政委出面迎接。
青岛没有城墙,但袁世凯仍然下令,命军队驻扎在青岛外围,自己只带少量军队进入青岛城区。而穿越者则专门拨出了一所住宅,供袁世凯及随众人员居住,卫兵也全部都是袁世凯带来的士兵,只留下五名负责联络通讯的工作人员。
这时李鸿章还没有到青岛,因此就在当天晚上,袁世凯就和秦铮展开了会谈。
秦铮和袁世凯对面而坐,商其松在侧座相陪,袁世凯首先道:“秦政委,前者是兄弟的部下孙仲奎、万坤等人私自领军行动,与贵众为敌冲突,虽然不是兄弟的本意,但也有失查之过,这一次也是特来向贵众赔罪,现在兄弟己将孙仲奎、万坤等人正法,而贵众的所有损失,均由我来负责赔偿。”
秦铮摇了摇头,道:“袁巡抚,请你放心,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打算再追究下去了,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,以后也不用再提,大家像前看好了。”
袁世凯听了,也不禁有些意外,他原来还以为要废一番口舌,而海外华人也会趁机刁难,甚致是漫天要价,那知他们会这么好说话,一句话就都带过去了。不过袁世凯也不是天真少年,当然不会相信海外华人真的是好相与的,后面肯定还有话,因此袁世凯赶忙拱了拱手,道:“贵众宽宏大量,兄弟我实在是佩服之至,不过赔偿还是不可免,这次兄弟带来了10万两白银,不知够不够用。”
秦铮笑了一笑,道:“赔偿的事情,下一步再提,不过有一些事情,我们需要弄明白,因此我们希望袁巡抚能够如实的回答我们几个问题,不过这并不是要追究袁巡抚的责任,还希望袁巡抚不要介意。”
袁世凯听了,虽然有些摸不着头脑,但也明白海外华人的真正目标在这里,于是道:“秦政委尽管问吧,兄弟我一定知无不言,绝不会有所隐瞒。”
秦铮点了点头,道:“要敢袁巡抚,是否认识王克行、王克复兄弟,也许他们用的并不是这个名字,但是两个30多岁的年轻人,山东口音,是本省人。”
袁世凯认真的想了一想,摇了摇头,道:“兄弟相识的人中,似乎并没有这样两个人。”
秦铮也不置可否,道:“好,那么这次让孙仲奎、万坤领兵参加地主联盟的武装,进攻门埠村,到底是袁巡抚自己的决定,还是别人向袁巡抚进言建议?”
袁世凯听了,赶忙连连摆手,道:“秦政委,这件事情决不是我的意思,而是孙仲奎、万坤等人的私自行动,兄弟我确实不知......”
秦铮打断了他的话,道:“袁巡抚,我刚才己经说过了,我们并不是要追究你的责任,只是要找到事情的真像,决不能这样糊里糊涂的结束,因此这些场面上的话,就不用再说了,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,这很重要。”
袁世凯听了,神色也不禁有些尴尬,因为对方的话实在太直白了,让习惯了清廷官场绕来绕去说话方式的袁世凯很有些不适应。不过秦铮的意思他是完全明白了,其实发生了门埠村的事件以后,袁世凯只想着怎么处理和海外华人的关系,还没有空去想这件事情的起因,毕竟事情己经发生了,再追究起因也就己经没有多大意义了。
而现在秦铮十分郑重的提出这个问题,袁世凯也不禁静下心来,认真的想了一想,才缓缓道:“实不相瞒,这件事情最初是我手下的一个日本军事顾问向我提出来的。”
秦铮听了,也禁不住看了商其松一看,这么看来,还真让商其松给猜着了,这件事情果然是和日本人有关,因此道:“袁巡抚的手下竞然还有日本顾问?能够说得再详细一些吗?”
北洋新军是仿校徳国陆军的模式组建,因此聘请了大量的德国军事顾问,但也有一部份美国、日本的军事顾问,请美国顾问,是因为美国在中国有大量的商业利益,而且相对其他国家来说,美国对清廷还算友好,没有出兵进攻清廷,也没来要求清廷割地赔款,连租界都不要了,因此袁世凯和清廷也都希望和美国建立好关系。
而选择日本军事顾问的背景就要复杂得多了,其实凭心而论,袁世凯对日本并沒有什么好感,因为当初袁世凯在朝鲜就是被日本弄得灰头土脸,遭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挫败。不过在甲午战争以后,日本方面有意和清廷改善关糸,也做了一些示好的举行,而在另一方面,虽然甲午一战,日本把清廷打得满地找牙,但在这个时代的中国,对日本并没有太多的仇视,至少对日本的敌视不会在其他国家之上,毕竟清廷挨过的打太多了,有日本也不多,没日本也不少,甲午战败之后引发的社会轰动,主要还是在面子上过不去,被西洋人打了就算了,现在连身边的一个弹丸小国都打不过,面子上自然是过不去的。
同时还有一部份人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,因为清日两国的国情、文化都差不多,淸廷的起点甚致还要比日本高得多,毕竟是地大物博,但日本通过30余年的明治維新之后,己经超过了清廷,实现了富国强兵,不过正是由于清日两国的国情、文化相近,那么日本能做到,清廷也同样能做到,而日本实现富强所走过的路,自然也适合清廷,因此在中国一度形成了一股学习日本的风潮,后来主导戊戌变法的维新派,就是要求清廷校仿日本变法,甚致在戊戌变法期间,清廷还聘请了伊藤博文当变法的顾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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