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九六章 革命者(一)
“嘟!”
随着一声长笛声音,福祥号客船在牵引船的拖引下,缓缓的驶入港口,在客运码头的一个泊位上停靠,这个泊位的岸边插满了彩旗,在客船停靠的地方还挂着一面大横幅,写着“庆贺福祥号客船首航成功”的字样。而这时在福祥号客船的侧舷上,也挤满了客人,观看港口的景像。
原来福祥号客船是青岛造船厂建造的一艘近海客船,排水量3500吨,航速为12节,可以搭载500名旅客,并且设有100间客房,另外还可以搭载800吨的货物,能够在6级海况下行驶。刚刚从上海走了一个来回,完成了首次航行,如果这一次航行没有大的意外,下一次就将从天津直达上海。
这时在客船的二层侧舷上,聚集着一群年轻人,约有7、8人,年龄都在2、30岁之间,全部都是身穿洋服,留着短发、未系辫子,正在指指点点,议论纷纷,神色之间颇为兴奋的样子。
“星台,看来这海外华人确实是有些阡陌,只看这港口的繁忙景像,但却秩序景然,人货多而不杂、忙而不乱,虽然还不能和东京、大阪这样的大港口相比,但文明气像,到是相差无几啊。”
“是啊,只看这港口,确实有几分现代城市的样子,看来这次我们来青岛定是大有收获。只是不知道海外华人又是何等风范。”
“我看还未能就此定论,只是一座港口而已,如果以繁荣景像、秩序而论,上海、广州的港口也未必相差多少。”
先前说话的那人摇了摇头,道:“上海、广州的港口均是在租界,由洋人管理,而清廷治下的港口几曾有过这样的气像,我的目力虽然不佳,但也见岸上的执事人等均是我中华汉人,因此仅此一点,也可见海外华人之不凡了。”
又有一人呵呵笑道:“也是,夏先生仍诚实豪爽之人,绝不会故做浮夸之言,咦!夏先生在那里?怎么没有出来,这都快要下船了。”
“夏先生和黄先生、徐先生、秋先生还在船舱里说话,他说了,让我们别急着下船,等在船上多等一会,等其他的客人都下了船我们再动,到时候自然有人到码头来接我们。”
其他人听了,也就都放下心来,继续谈笑,又过了好一会儿,船上的客人也都己经下得差不多了,这时正在御货,只听脚步声响,又有3、4个人来到船舷边,为首的是一个50岁左右的老人,身材魁梧,方面大耳,长髯垂胸,其他几人的年龄也都较长,均在30岁开外,还有一名女子。
这群年轻人见了,也都纷向打招呼道:“夏先生。”
原来这老人正是夏思痛,他在1902年底受华东政府的委托,到海外去寻找有志革命之士,到山东来共图大事。夏思痛出海之后,先到南洋,足迹遍及东南亚诸岛,到是也结交了一些华商、志士,不过都是零散数人,不成组织,而且那里华东政府的名字未显,因此也都对华东政府不感兴趣。
夏思痛在南洋游历了大半年,虽然成效并不大,但也增涨了不少见识,而且也打听清楚,在日本聚集着大量的革命志士,组建的团体众多,声势颇大,于是夏思痛又来到日本。结果和华东政府的爪哇护侨行动错过了。
虽然是初到日本,但夏思痛的交往颇广,既使是在日本,也能经人转托,交结到不少人,生活衣食不愁,而几个月后,经人引见介绍,和不少革命者相识。
其实在日本结识革命者,根本不需要有人引见介绍,因为在日本,中国革命者的行动基本是完全公开的,不仅能够随意的聚会、结社、发表演说、组织社团,甚致是创办报纸杂志出书,可以公开宣扬武装推翻清廷的主张。尽管清廷多次向日本发出抗议,但日本政府以言论自由为名,对此基本不闻不问,还有不少日本政界、工商界的人员和中国的革命者结交成友,甚至是资助革命者,因此说这时的日本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,到是一点也不为过。
日本当然不是好心帮助中国的革命事业,只是一种两面下注的手段而己,毕竟日本和中国的文化相通,又知晓中国历史,不少日本政治人物都认为,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,清廷实际己经进入王朝末期,基本己经无力回天了,只是能够苟延残喘几年而己,因此现在的革命者,在将来很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,日本政府有必要和革命者中的知名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,政界人士可以和他们建立私人友谊,将来日本就能对中国保持足够的影响力。
这个时候在日本比较有影响力的革命团体主要是3个,一是由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;二是由黄兴、宋教仁创办的华兴会;三是由蔡元培、陶成章等人创办的光复会。
其中当然是以兴中会的影响最大,因为兴中会虽然是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,但在1895年就在日本成立分会,在日本己有近10年的发展,而且兴中会的创办人孙中山的个人声望也是最高的。孙中山的个人声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,一是到这时为止,孙中山己在中国组织了广州起义、惠州起义,尽管这两次起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,但毕竟是有行动,这一点要比其他只说不练的革命团体当然是要强得多。
而另一方面,则是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公使馆的蒙难经历。当时英国的《泰晤士报》、《地球报》均对此进行了报导,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成为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。在舆论的压力之下,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公使馆释出孙中山,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。
孙中山被释放之后,用英文出版了《伦敦蒙难记》一书,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名声大噪的世界级政治流亡人士,因此这一事件也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,一举成为革命者阵营中声望最的人。
不过日本也不是只收留革命者,同时也收留和扶持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,戊戌变法失败之后,康粱两人分别在英国、日本的保护下,逃到日本,并以日本为基地,号招在日华人支持自己,在中国推行立宪,并且反对慈禧,力主由光绪亲政,主持改良。
其实在康有为、梁启超初到日本时,孙中山曾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、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好,希望能和康梁同商革命大业。但康有为以朝廷忠臣自居,又自命当代圣人,而当时孙中山的名气只是在海外,在国内还是无名之辈,因此自然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,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提议,从此两派分道扬镳。
但这时康有为、梁启超确实均是大有名头的人,而且康有为又善于自吹,不仅以圣人自居,还把自己打扮成为帝师,并且假称自己是奉了光绪的密诏外逃,招兵讨贼勤王。由于这时皇权在中国人心目中还有相当的权威性,因此康有为的这一番包装在海外的中国人中确实有不小的号招力,
两人来到日本之后,立刻就招集到一批信徒,并且在横滨创办《清议报》,宣传自己的改良立宪主张,而且康、梁两人均是当代国学大师,妙笔生花,文章的条理清晰、字句工整,言语有据,在这个以报纸为主要宣传工具的时代,确实是非常有用的,相比之下革命者的文章显得激情有余,但却文理不足,因此维新派一时声望之盛,甚致压倒了兴中会。
后来康有为在1899年赴美发展,留下梁启超在日本主持大局,并在加拿大正式成中“中国维新会”又称“保皇会”,并在美洲、南洋、香港、澳门甚致是兴中会的老剿檀香山设立分会,一时声势颇为浩大。
不过庚子国变之后,清廷的声望大跌,不少中国人对清廷也彻底失望,加上一批有深厚国学基础的革命者来到日本,使革命者阵营的理论实力大增,1903年,革命者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发表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,文章的论证严密,文风雄健,对康有为的改良维新主张进行痛快淋漓驳斥,从此双方在报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,颇为类似现代网络中各大论坛的争辩与炒作,但从大势来看,是革命者开始扭转颓势,维新派则每况愈下。
从表面上看,革命者和维新派的论战是主义、观念之争,但实质是双方都要争取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及海外华侨,毕竟这时两派在国内基本都没有什么基础了,活动经费的募集以及运动的基本力量,都要在留学生及海外华侨中争取,因此双方其发展空间极为狭窄,自然是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。
夏思痛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来到日本,当然对夏思痛来说,自然是革命者的主张对路,而且华东政府也是这样的主张,因此很快夏思痛就倒向了革命者的阵营,并且和孙中山、章太炎、陈天华等革命者中的有名人物相识。
而且夏思痛为人豪爽、见多识广,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基,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华东政府的代表,更是给他增加了不少的份量。日本与中国接近,而且又注重收集中国的信息资料,因此华东政府的不少资料消息都传到了日本,相比于南洋,在日本的华人对华东政府的了解要深得多,不少人也对华东政府很有好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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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一声长笛声音,福祥号客船在牵引船的拖引下,缓缓的驶入港口,在客运码头的一个泊位上停靠,这个泊位的岸边插满了彩旗,在客船停靠的地方还挂着一面大横幅,写着“庆贺福祥号客船首航成功”的字样。而这时在福祥号客船的侧舷上,也挤满了客人,观看港口的景像。
原来福祥号客船是青岛造船厂建造的一艘近海客船,排水量3500吨,航速为12节,可以搭载500名旅客,并且设有100间客房,另外还可以搭载800吨的货物,能够在6级海况下行驶。刚刚从上海走了一个来回,完成了首次航行,如果这一次航行没有大的意外,下一次就将从天津直达上海。
这时在客船的二层侧舷上,聚集着一群年轻人,约有7、8人,年龄都在2、30岁之间,全部都是身穿洋服,留着短发、未系辫子,正在指指点点,议论纷纷,神色之间颇为兴奋的样子。
“星台,看来这海外华人确实是有些阡陌,只看这港口的繁忙景像,但却秩序景然,人货多而不杂、忙而不乱,虽然还不能和东京、大阪这样的大港口相比,但文明气像,到是相差无几啊。”
“是啊,只看这港口,确实有几分现代城市的样子,看来这次我们来青岛定是大有收获。只是不知道海外华人又是何等风范。”
“我看还未能就此定论,只是一座港口而已,如果以繁荣景像、秩序而论,上海、广州的港口也未必相差多少。”
先前说话的那人摇了摇头,道:“上海、广州的港口均是在租界,由洋人管理,而清廷治下的港口几曾有过这样的气像,我的目力虽然不佳,但也见岸上的执事人等均是我中华汉人,因此仅此一点,也可见海外华人之不凡了。”
又有一人呵呵笑道:“也是,夏先生仍诚实豪爽之人,绝不会故做浮夸之言,咦!夏先生在那里?怎么没有出来,这都快要下船了。”
“夏先生和黄先生、徐先生、秋先生还在船舱里说话,他说了,让我们别急着下船,等在船上多等一会,等其他的客人都下了船我们再动,到时候自然有人到码头来接我们。”
其他人听了,也就都放下心来,继续谈笑,又过了好一会儿,船上的客人也都己经下得差不多了,这时正在御货,只听脚步声响,又有3、4个人来到船舷边,为首的是一个50岁左右的老人,身材魁梧,方面大耳,长髯垂胸,其他几人的年龄也都较长,均在30岁开外,还有一名女子。
这群年轻人见了,也都纷向打招呼道:“夏先生。”
原来这老人正是夏思痛,他在1902年底受华东政府的委托,到海外去寻找有志革命之士,到山东来共图大事。夏思痛出海之后,先到南洋,足迹遍及东南亚诸岛,到是也结交了一些华商、志士,不过都是零散数人,不成组织,而且那里华东政府的名字未显,因此也都对华东政府不感兴趣。
夏思痛在南洋游历了大半年,虽然成效并不大,但也增涨了不少见识,而且也打听清楚,在日本聚集着大量的革命志士,组建的团体众多,声势颇大,于是夏思痛又来到日本。结果和华东政府的爪哇护侨行动错过了。
虽然是初到日本,但夏思痛的交往颇广,既使是在日本,也能经人转托,交结到不少人,生活衣食不愁,而几个月后,经人引见介绍,和不少革命者相识。
其实在日本结识革命者,根本不需要有人引见介绍,因为在日本,中国革命者的行动基本是完全公开的,不仅能够随意的聚会、结社、发表演说、组织社团,甚致是创办报纸杂志出书,可以公开宣扬武装推翻清廷的主张。尽管清廷多次向日本发出抗议,但日本政府以言论自由为名,对此基本不闻不问,还有不少日本政界、工商界的人员和中国的革命者结交成友,甚至是资助革命者,因此说这时的日本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,到是一点也不为过。
日本当然不是好心帮助中国的革命事业,只是一种两面下注的手段而己,毕竟日本和中国的文化相通,又知晓中国历史,不少日本政治人物都认为,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,清廷实际己经进入王朝末期,基本己经无力回天了,只是能够苟延残喘几年而己,因此现在的革命者,在将来很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,日本政府有必要和革命者中的知名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,政界人士可以和他们建立私人友谊,将来日本就能对中国保持足够的影响力。
这个时候在日本比较有影响力的革命团体主要是3个,一是由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;二是由黄兴、宋教仁创办的华兴会;三是由蔡元培、陶成章等人创办的光复会。
其中当然是以兴中会的影响最大,因为兴中会虽然是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,但在1895年就在日本成立分会,在日本己有近10年的发展,而且兴中会的创办人孙中山的个人声望也是最高的。孙中山的个人声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,一是到这时为止,孙中山己在中国组织了广州起义、惠州起义,尽管这两次起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,但毕竟是有行动,这一点要比其他只说不练的革命团体当然是要强得多。
而另一方面,则是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公使馆的蒙难经历。当时英国的《泰晤士报》、《地球报》均对此进行了报导,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成为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。在舆论的压力之下,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公使馆释出孙中山,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。
孙中山被释放之后,用英文出版了《伦敦蒙难记》一书,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名声大噪的世界级政治流亡人士,因此这一事件也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,一举成为革命者阵营中声望最的人。
不过日本也不是只收留革命者,同时也收留和扶持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,戊戌变法失败之后,康粱两人分别在英国、日本的保护下,逃到日本,并以日本为基地,号招在日华人支持自己,在中国推行立宪,并且反对慈禧,力主由光绪亲政,主持改良。
其实在康有为、梁启超初到日本时,孙中山曾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、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好,希望能和康梁同商革命大业。但康有为以朝廷忠臣自居,又自命当代圣人,而当时孙中山的名气只是在海外,在国内还是无名之辈,因此自然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,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提议,从此两派分道扬镳。
但这时康有为、梁启超确实均是大有名头的人,而且康有为又善于自吹,不仅以圣人自居,还把自己打扮成为帝师,并且假称自己是奉了光绪的密诏外逃,招兵讨贼勤王。由于这时皇权在中国人心目中还有相当的权威性,因此康有为的这一番包装在海外的中国人中确实有不小的号招力,
两人来到日本之后,立刻就招集到一批信徒,并且在横滨创办《清议报》,宣传自己的改良立宪主张,而且康、梁两人均是当代国学大师,妙笔生花,文章的条理清晰、字句工整,言语有据,在这个以报纸为主要宣传工具的时代,确实是非常有用的,相比之下革命者的文章显得激情有余,但却文理不足,因此维新派一时声望之盛,甚致压倒了兴中会。
后来康有为在1899年赴美发展,留下梁启超在日本主持大局,并在加拿大正式成中“中国维新会”又称“保皇会”,并在美洲、南洋、香港、澳门甚致是兴中会的老剿檀香山设立分会,一时声势颇为浩大。
不过庚子国变之后,清廷的声望大跌,不少中国人对清廷也彻底失望,加上一批有深厚国学基础的革命者来到日本,使革命者阵营的理论实力大增,1903年,革命者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发表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,文章的论证严密,文风雄健,对康有为的改良维新主张进行痛快淋漓驳斥,从此双方在报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,颇为类似现代网络中各大论坛的争辩与炒作,但从大势来看,是革命者开始扭转颓势,维新派则每况愈下。
从表面上看,革命者和维新派的论战是主义、观念之争,但实质是双方都要争取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及海外华侨,毕竟这时两派在国内基本都没有什么基础了,活动经费的募集以及运动的基本力量,都要在留学生及海外华侨中争取,因此双方其发展空间极为狭窄,自然是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。
夏思痛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来到日本,当然对夏思痛来说,自然是革命者的主张对路,而且华东政府也是这样的主张,因此很快夏思痛就倒向了革命者的阵营,并且和孙中山、章太炎、陈天华等革命者中的有名人物相识。
而且夏思痛为人豪爽、见多识广,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基,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华东政府的代表,更是给他增加了不少的份量。日本与中国接近,而且又注重收集中国的信息资料,因此华东政府的不少资料消息都传到了日本,相比于南洋,在日本的华人对华东政府的了解要深得多,不少人也对华东政府很有好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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