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百九十八章 这就是代价
勤政殿内,崇祯帝正在翻看近期内阁报送过来的各种奏章,其中关于平定两广、云贵叛军事务,以及各地新政、军改落实事务的奏章占了大多数。
崇祯帝见到刘衍对两广、云贵的文官武将进行了大清洗,杀戮甚多,心中很是不满,虽然明知那些官吏几乎是无人不贪,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的与叛军有关联,崇祯帝对于这些官吏也非常痛恨,可是刘衍趁机将四省官吏全部替换了一番,更让崇祯帝心中不痛快。
此时刘衍就站在旁边,崇祯帝翻看完毕之后,便看向刘衍,略带不满的说道:“刘阁老这么做,杀戮太深了,长此以往,我大明岂不是要走上暴秦的道路了!”
刘衍说道:“陛下明鉴,有些人是不杀不行的,不杀则不足以平民愤,不杀不足以整肃朝纲!”
崇祯帝眉头紧锁,说道:“可是按照刘阁老这么干下去,就不是改革了,而是要全盘推翻我大明的各项国策。就好比卫所制,当年太祖皇帝立下卫所制,国家养兵百万而不费百姓一粟,可是现在刘阁老推行的军改,却几乎将卫所制废除,是不是太过了!”
刘衍说道:“陛下,我大明的卫所制与户籍制严密挂钩。当年太祖皇帝分天下百姓为民、军、匠等户,每户职业世袭,此举本就有很大的弊端。所以卫所兵源即为世袭的军户,卫所制下,军队平常务农,战时做战。但世袭的军功制使卫所各级将领逐渐发展为当地的豪强,各地的卫所军户则沦为了他们的附庸农民,使我大明的军队只知农耕而不知军事,造成全国兵马战力普遍下降。”
崇祯帝闻言很是不满,隐约有了爆发的迹象,一旁的王承恩不断以目示意,让刘衍说话注意点,可是刘衍却视而不见。
“难道太祖皇帝定下的制度,在刘阁老眼中,就那么不堪吗!”
“陛下不要误会,臣并不认为太祖皇帝之制不好,反而认为卫所制乃是我华夏千百年来的集大成之举,实乃吸取历朝历代屯田经验和兵制得失,是一种寓兵于农、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。当年太祖皇帝言:吾养兵百万,不费百姓一粒米。并不是自夸,而是在阐述事实,臣对此也颇为推崇。
“只是世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,卫所制度在我大明立国之初是非常行之有效的,为我大明提供了充足的精兵强将。可是军户为世袭,且管理颇严格,除籍十分困难,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、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,否则是无法除军籍的。尽管如此,时间一长我大明的军户数量日渐减少。”
“此外,当年太祖皇帝定下的制度,卫所军丁的分发地点,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,以防止逃兵,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,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。正军服役于卫所,必须带妻同行,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,每一军人有房屋、田地,每月有固定的月粮,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,行军时则发给口粮,衣装则须自备,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,如此则给军户造成了沉重的负担。”
“另外,军士在营,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,比例不定,按时轮流,屯田固定上交粮食,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,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,但自宣宗皇帝以后,卫所各级将官经常侵占军屯田地、私役军士耕种,更是让天下军户苦不堪言。”
“军户生活困苦,逃兵甚多,早在洪武初年即有逃兵,至洪武三年十一月,兵部的统计便有逃亡者计将近四万八千人,因此有根补、勾补等方法。根补即抓回逃军,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,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,亦有军官藉此贪污,迫害百姓,使乡里间痛苦不堪。而且逃兵有增无减。
到了正统三年,天下各道逃亡军户更是达到竟然的一百六十十三万余人!”
刘衍所言俱是实言,崇祯帝虽然没有像刘衍知道的这么详细,但是也早有耳闻,知道刘衍说的不是虚言。
历史上在正德十四年,吏部尚书王琼就曾上疏: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,计所勾之军,百无一二到卫。有自洪武、永乐年间差出,到今三十余年,在外娶妻生子,住成家业,通同军户,窝藏不回。
到了嘉靖八年,桂鄂公布天下兵籍,仅有兵士九十七万。军士的逃亡,除生活上的因素外,与其社会位的低落亦有关,明初因需要武力,故较重视军人,其后承平日久,武力不再重要,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,加上以罪犯充军,使大明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。
嘉靖年间,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七成左右。在嘉靖年间之后,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更是已达其总数的八成,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下一半!
此时崇祯帝不再说话了,只是看着刘衍,静静的听着。
“陛下,臣说了这么多,无非就是表明一点:再好的制度也是有时间限制的,不可能永远的运行下去,时间一长,便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革,如此才能让我大明长治久安。”
“而如果一味地迷信先祖之言,固执的抱着旧有制度不变,那臣就算是三头六臂,也挽救不了大明,救不了天下!”
崇祯帝心中稍稍平复了许多,显然对刘衍的话是听进去了:“这就是刘阁老宁愿逼反两广、云贵兵马,宁愿杀得尸山血海,宁愿与全天下为敌,也要推行新政和军改之策的原因?”
“正是!”
刘衍昂首说道:“当年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新政,在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力行一条鞭法,为我大明实现了万历中兴的盛况,如果当年万历皇帝能够将张居正的新政继续推行下去,也许今日的大明,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”
崇祯帝冷哼了一声,说道:“可是在朕看来,刘阁老还是杀人太多了,那些犯官至少不用诛三族啊。”
刘衍却并不这么认为,说道:“自古至今,没有不流血的变法,只有用鲜血和人头铺就的变法之路,才能一番坦途,这就是变法的代价,也是挽救大明的代价!”
崇祯帝闻言骇然变色,一旁的王承恩也是瞪大了双眼,显然刘衍所言完全颠覆了二人的认知。
可是崇祯帝、王承恩仔细一想,刘衍所说的确还是很有道理,一时间又无法反驳。
片刻之后,崇祯帝说道:“事已至此,朕也不说什么了。只是在军改之策全面落实之后,朝廷以何种办法保证兵源?”
对于这一点,刘衍早就有了预案,便抱拳说道:“陛下,臣准备在全面落实新政、军改之策后,在我大明各省颁布一部法典,名曰:《兵役法》,在全国推行义务兵制,也就是说,我大明要仿效强汉之策,实行全民皆兵之策!”
崇祯帝顿时瞪大了眼睛,一时间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过后,崇祯帝问道:“现在大明各地,包括陕西、甘肃,以及南面的两广、云贵各地都在落实新政和军改之策,可是朵甘思宣慰司和乌斯藏怎么办?难道也要与内地一样,实行新政和军改之策?”
所谓朵甘思宣慰司是大明对后世四川省西部、云南省西北部、西藏自治区东部和青海省西南部的统称,也是大明在这个区域内设置的最高军政管辖机构。
据《明史·志第十六》记载,大明疆域“计明初封略,东起朝鲜,西据吐番,南包安南(越南),北距大碛,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,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。这其中就包括了朵甘思宣慰司和乌斯藏在内。
而大明对藏政策主要形式便是洪武年间制定的,在藏内设置羁縻性质的都司、卫所等军政机构,封授当地僧俗首领担任官员,永乐至正德以册封僧俗首领为主,受册封者定期朝贡。
大明在确定藏族地区的都指挥使司、卫、所的行政体制后,陆续委任藏族首领担任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的官职。最初,大明是封蔡巴、羊卓、止贡、嘉玛等故元万户府首领为乌思藏的行都指挥使或都指挥佥事等职,对帕木竹巴家臣中的内邬宗、桑珠孜宗的宗本则称为寨官。
后来在了解帕竹政权的情况后,大明就开始任命帕竹政权的主要宗本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,并且进一步在内邬宗和仁蚌宗这两个最大的宗设立了行都指挥使司。大明在藏族地区封授的指挥使、都指挥使佥事、千户、百户等官职都准予世袭,但是重要官职的袭职要经过皇帝的批准,并换发敕书和印信。
只是在嘉靖朝的时候,蒙古人从北面入侵青海地区,史称鞑靼土默特部或西海蒙古部。
而到了万历朝以后,大明对边疆控制日益松弛,蒙古人攻占了整个青海草原,朵甘都司和乌斯藏相继废弃。
到了如今,朵甘思宣慰司和乌斯藏基本上已经是独立的状态,此时崇祯帝如此发问,显然是有意收复这两块失去的领土。
刘衍对此心知肚明,以如今大明的财力和军力,收复乌斯藏和朵甘思宣慰司并不是不可能的,只是这两个区域暂时还不是刘衍的首选目标。
眼下的当务之急,依然是稳定大明内部,先完成各地驻防军的筹建,稳步在各地运行新政之策,然后是收复辽东,先将满清这个毒瘤铲除,随后刘衍才会将目光投向西面。
于是刘衍说道:“陛下放心,在臣的计划之中,不光要收复我大明的失地,还要恢复汉唐故土,要重建我华夏的荣光!”
“所以,不管是朵甘思宣慰司还是乌斯藏,都要实行新政和军改之策,绝没有例外!”
崇祯帝心中充满了震惊,今日刘衍带给自己的震惊一波接着一波,许久之后才说道:“刘阁老如此说,朕,便放心了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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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帝见到刘衍对两广、云贵的文官武将进行了大清洗,杀戮甚多,心中很是不满,虽然明知那些官吏几乎是无人不贪,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的与叛军有关联,崇祯帝对于这些官吏也非常痛恨,可是刘衍趁机将四省官吏全部替换了一番,更让崇祯帝心中不痛快。
此时刘衍就站在旁边,崇祯帝翻看完毕之后,便看向刘衍,略带不满的说道:“刘阁老这么做,杀戮太深了,长此以往,我大明岂不是要走上暴秦的道路了!”
刘衍说道:“陛下明鉴,有些人是不杀不行的,不杀则不足以平民愤,不杀不足以整肃朝纲!”
崇祯帝眉头紧锁,说道:“可是按照刘阁老这么干下去,就不是改革了,而是要全盘推翻我大明的各项国策。就好比卫所制,当年太祖皇帝立下卫所制,国家养兵百万而不费百姓一粟,可是现在刘阁老推行的军改,却几乎将卫所制废除,是不是太过了!”
刘衍说道:“陛下,我大明的卫所制与户籍制严密挂钩。当年太祖皇帝分天下百姓为民、军、匠等户,每户职业世袭,此举本就有很大的弊端。所以卫所兵源即为世袭的军户,卫所制下,军队平常务农,战时做战。但世袭的军功制使卫所各级将领逐渐发展为当地的豪强,各地的卫所军户则沦为了他们的附庸农民,使我大明的军队只知农耕而不知军事,造成全国兵马战力普遍下降。”
崇祯帝闻言很是不满,隐约有了爆发的迹象,一旁的王承恩不断以目示意,让刘衍说话注意点,可是刘衍却视而不见。
“难道太祖皇帝定下的制度,在刘阁老眼中,就那么不堪吗!”
“陛下不要误会,臣并不认为太祖皇帝之制不好,反而认为卫所制乃是我华夏千百年来的集大成之举,实乃吸取历朝历代屯田经验和兵制得失,是一种寓兵于农、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。当年太祖皇帝言:吾养兵百万,不费百姓一粒米。并不是自夸,而是在阐述事实,臣对此也颇为推崇。
“只是世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,卫所制度在我大明立国之初是非常行之有效的,为我大明提供了充足的精兵强将。可是军户为世袭,且管理颇严格,除籍十分困难,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、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,否则是无法除军籍的。尽管如此,时间一长我大明的军户数量日渐减少。”
“此外,当年太祖皇帝定下的制度,卫所军丁的分发地点,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,以防止逃兵,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,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。正军服役于卫所,必须带妻同行,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,每一军人有房屋、田地,每月有固定的月粮,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,行军时则发给口粮,衣装则须自备,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,如此则给军户造成了沉重的负担。”
“另外,军士在营,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,比例不定,按时轮流,屯田固定上交粮食,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,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,但自宣宗皇帝以后,卫所各级将官经常侵占军屯田地、私役军士耕种,更是让天下军户苦不堪言。”
“军户生活困苦,逃兵甚多,早在洪武初年即有逃兵,至洪武三年十一月,兵部的统计便有逃亡者计将近四万八千人,因此有根补、勾补等方法。根补即抓回逃军,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,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,亦有军官藉此贪污,迫害百姓,使乡里间痛苦不堪。而且逃兵有增无减。
到了正统三年,天下各道逃亡军户更是达到竟然的一百六十十三万余人!”
刘衍所言俱是实言,崇祯帝虽然没有像刘衍知道的这么详细,但是也早有耳闻,知道刘衍说的不是虚言。
历史上在正德十四年,吏部尚书王琼就曾上疏: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,计所勾之军,百无一二到卫。有自洪武、永乐年间差出,到今三十余年,在外娶妻生子,住成家业,通同军户,窝藏不回。
到了嘉靖八年,桂鄂公布天下兵籍,仅有兵士九十七万。军士的逃亡,除生活上的因素外,与其社会位的低落亦有关,明初因需要武力,故较重视军人,其后承平日久,武力不再重要,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,加上以罪犯充军,使大明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。
嘉靖年间,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七成左右。在嘉靖年间之后,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更是已达其总数的八成,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下一半!
此时崇祯帝不再说话了,只是看着刘衍,静静的听着。
“陛下,臣说了这么多,无非就是表明一点:再好的制度也是有时间限制的,不可能永远的运行下去,时间一长,便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革,如此才能让我大明长治久安。”
“而如果一味地迷信先祖之言,固执的抱着旧有制度不变,那臣就算是三头六臂,也挽救不了大明,救不了天下!”
崇祯帝心中稍稍平复了许多,显然对刘衍的话是听进去了:“这就是刘阁老宁愿逼反两广、云贵兵马,宁愿杀得尸山血海,宁愿与全天下为敌,也要推行新政和军改之策的原因?”
“正是!”
刘衍昂首说道:“当年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新政,在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力行一条鞭法,为我大明实现了万历中兴的盛况,如果当年万历皇帝能够将张居正的新政继续推行下去,也许今日的大明,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”
崇祯帝冷哼了一声,说道:“可是在朕看来,刘阁老还是杀人太多了,那些犯官至少不用诛三族啊。”
刘衍却并不这么认为,说道:“自古至今,没有不流血的变法,只有用鲜血和人头铺就的变法之路,才能一番坦途,这就是变法的代价,也是挽救大明的代价!”
崇祯帝闻言骇然变色,一旁的王承恩也是瞪大了双眼,显然刘衍所言完全颠覆了二人的认知。
可是崇祯帝、王承恩仔细一想,刘衍所说的确还是很有道理,一时间又无法反驳。
片刻之后,崇祯帝说道:“事已至此,朕也不说什么了。只是在军改之策全面落实之后,朝廷以何种办法保证兵源?”
对于这一点,刘衍早就有了预案,便抱拳说道:“陛下,臣准备在全面落实新政、军改之策后,在我大明各省颁布一部法典,名曰:《兵役法》,在全国推行义务兵制,也就是说,我大明要仿效强汉之策,实行全民皆兵之策!”
崇祯帝顿时瞪大了眼睛,一时间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过后,崇祯帝问道:“现在大明各地,包括陕西、甘肃,以及南面的两广、云贵各地都在落实新政和军改之策,可是朵甘思宣慰司和乌斯藏怎么办?难道也要与内地一样,实行新政和军改之策?”
所谓朵甘思宣慰司是大明对后世四川省西部、云南省西北部、西藏自治区东部和青海省西南部的统称,也是大明在这个区域内设置的最高军政管辖机构。
据《明史·志第十六》记载,大明疆域“计明初封略,东起朝鲜,西据吐番,南包安南(越南),北距大碛,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,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。这其中就包括了朵甘思宣慰司和乌斯藏在内。
而大明对藏政策主要形式便是洪武年间制定的,在藏内设置羁縻性质的都司、卫所等军政机构,封授当地僧俗首领担任官员,永乐至正德以册封僧俗首领为主,受册封者定期朝贡。
大明在确定藏族地区的都指挥使司、卫、所的行政体制后,陆续委任藏族首领担任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的官职。最初,大明是封蔡巴、羊卓、止贡、嘉玛等故元万户府首领为乌思藏的行都指挥使或都指挥佥事等职,对帕木竹巴家臣中的内邬宗、桑珠孜宗的宗本则称为寨官。
后来在了解帕竹政权的情况后,大明就开始任命帕竹政权的主要宗本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,并且进一步在内邬宗和仁蚌宗这两个最大的宗设立了行都指挥使司。大明在藏族地区封授的指挥使、都指挥使佥事、千户、百户等官职都准予世袭,但是重要官职的袭职要经过皇帝的批准,并换发敕书和印信。
只是在嘉靖朝的时候,蒙古人从北面入侵青海地区,史称鞑靼土默特部或西海蒙古部。
而到了万历朝以后,大明对边疆控制日益松弛,蒙古人攻占了整个青海草原,朵甘都司和乌斯藏相继废弃。
到了如今,朵甘思宣慰司和乌斯藏基本上已经是独立的状态,此时崇祯帝如此发问,显然是有意收复这两块失去的领土。
刘衍对此心知肚明,以如今大明的财力和军力,收复乌斯藏和朵甘思宣慰司并不是不可能的,只是这两个区域暂时还不是刘衍的首选目标。
眼下的当务之急,依然是稳定大明内部,先完成各地驻防军的筹建,稳步在各地运行新政之策,然后是收复辽东,先将满清这个毒瘤铲除,随后刘衍才会将目光投向西面。
于是刘衍说道:“陛下放心,在臣的计划之中,不光要收复我大明的失地,还要恢复汉唐故土,要重建我华夏的荣光!”
“所以,不管是朵甘思宣慰司还是乌斯藏,都要实行新政和军改之策,绝没有例外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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