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〇一七章 不给官,给差事(第三更)
朱祐樘弥留时,心中最放心不下的并非是妻子,而是儿子,因为儿子年少,将来要执掌朝政,可他对儿子的能力实在没底,只能寄希望于朝中老臣。
在弘治皇帝思量谁会抢他儿子皇位时,思来想去,朝中大臣虽不能说个个都是贤良之士,但忠心还是有的。
最重要的是皇家把权力收得很紧,就算是执掌兵权的英国公张懋,也只是名义上掌握京营和五军都督府。
因为五军都督府内部彼此互不统辖,互相牵制,互相防范。同时,五府只是掌握军旅之权,军政权在兵部手上,府部互相制约,出动兵马需要兵部提请,五府不能干预,事平之日,将归于府,军归于营,印归于朝。
这也就是说,在没有皇帝的旨意下,张懋根本就调动不了军队。
连执掌兵权的张懋都不能威胁太子皇位,那就只有西北的蒙元余孽是为心腹大患。
朱祐樘登基至今,鞑靼人屡屡犯边,他继位之初时尤甚,鞑靼人喜欢每年秋天到九边劫掠,抢到物质过冬,到弘治中期随着明朝国力强盛情况才逐步好转。但好景不长,前几年鞑靼人故态复萌,才有了之前刘大夏领兵出征,沈溪凭借佛朗机炮立下大功的事情。
大明是在灭掉蒙元的基础上建立的,朱祐樘始终对当前试图重归统一的鞑靼人放心不下,于是在他身体好转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召集刘大夏、谢迁等大臣商议出兵西北事宜。
在弘治皇帝看来,能一仗歼灭鞑靼人主力,使得其接下来几年甚至十几年一蹶不振最好,如果达不到但是能收复河套平原,在战略上对蒙元各部由守势变成攻势也可,这样一来,便能给儿子创造一个相对宽松和平的内外环境。
弘治皇帝皇帝忽略了一个新情况,鞑靼人虽然陷入内斗,但经过数年征战,达延部已经明显占据上风,火筛等部族节节败退,眼看连族群都快保不住了。
沈溪之前分析过,明军出兵草原,有很大的可能无法利用鞑靼内部的混乱,反倒达延部会借助大明的威胁,完成对鞑靼各部族的一统。
火筛等部是绝无可能投靠大明的,当外敌出现时,鞑靼人自然而然就会抱团取暖,达延部趁机跟那些濒临失败的部族达成协议,将各部落收编或者是拆散分开居住,达到对蒙古中部草原一统的目的。
到那个时候,明军出兵草原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艰难境地。
攻攻不下来,撤退又怕被追击和埋伏,跟鞑靼人在补给困难的草原上作战绝对不是明智之举。
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,而大明官兵很多都是在当兵后才开始接触和学习骑马,蒙古人天生就要跟恶劣的环境作斗争,茹毛饮血,大明官兵则生于军户或者民户之家,祖祖辈辈都是耕田、屯田,这就是差距。
当朱祐樘提及西北战事,刘健没有随便发表意见,他清楚皇帝的用意,不想破坏朝廷的战略方针。
马文升虽然深知出兵西北有一定风险,也意识到鞑靼内部可能会出现一致对外的状况,但还是有所期冀。
既然鞑靼经历弘治十三年之败,又内斗多年,必然元气大伤,如此一战就算不胜也不至于惨败,何况大明现在已经配备几百门佛郎机炮,当初沈溪只是带了十门炮出战,就能扭转战局,有了几百门炮那还胜利不是手到擒来?
都是之前就商量好的战略,马文升和刘健没有提出太多实质性的建议,许多都属于老生常谈,但就这么絮絮叨叨,依然不知不觉就说了半个多时辰,外面天色昏暗下来,乾清宫的太监开始掌灯,皇帝寝殿内很快灯火通明。
马文升有些坐不住了,心里直嘀咕,这还“长话短说”?一件既定之事都啰哩啰唆谈论这么久,那不用说,接下来两件事恐怕得往谈论一个时辰的方向发展。
“此事就暂且先不议了吧!”朱祐樘终于把第一件事说完。
如今已经是饭点,但身在皇宫没人管饭,弘治皇帝兴致盎然并不觉得疲乏,两个老臣倒先支撑不住了。
朱祐樘道:“二位卿家,朕要说的第二件事,是皇后即将分娩,朕请两位爱卿为新皇子著书立作,为他祷告上苍,请上苍为他赐福,并赐名!”
刘健和马文升听了不由对视一眼。
这要求很古怪,皇后临盆,关臣子什么事?
而且弘治皇帝似乎已经预料到张皇后诞下的一定是皇子,这是先做祭祀,然后再行占卜,为新皇子定名。
二人不由想到朱祐樘起死回生后,对道士和番僧的信任几近走火入魔,心中虽然生气,但却没辙,皇后临盆本来就是一件喜事,无论诞下的是皇子或者公主,至少弘治皇帝这一脉不至于那么单薄。
退一步说,若是皇子,就算将来太子无后,也不至于令弘治皇帝这一脉断绝。
“是,陛下。”
刘健作为内阁首辅,此时依然由他出来表态,之后就会安排礼部举行祭天仪式,天子无法出席,只能找别人代劳。
这也是皇帝太过在意张皇后和她肚中的孩儿,至于是否合规矩,已不在刘健和马文升考虑范畴。
第一件事说的时间很长,第二件事眨眼便说完,刘健和马文升感觉非常意外,如此说来,上更之前回家还是有可能的。
“这第三件事……”
朱祐樘突然语重心长,“朕抽调弘治十二年状元,如今的右副都御史沈溪自东南任上回京,本想派他往延绥协助刘尚书出兵塞北,然种种变故而致未能成行。眼下他即将返回京城,二位卿家,你们认为当以何等官职安置为好?”
第三件事,好像是皇帝临时想起,随便问了一嘴,不过在马文升看来,皇帝应该早就发愁了。
刘健不太清楚皇帝为何对沈溪如此青睐,让沈溪去东南平匪,在他看来已是皇帝下的一步“险棋”。
沈溪在闽粤胡作非为,险些令超纲败坏,虽然后来证明沈溪有手腕有魄力,敢于破除官场弊端,在平定东南匪患这个大前提下,新官上任三把火完全可以理解,最后沈溪做的也还不错,朝中对沈溪褒奖的声音不少。
刘健心想:“既然沈溪在东南干的好好的,继续让他做下去就是,为什么要如此辗转将人调回京城?难道说大明无人可用,非要让一个臭未干的小子前往西北去担当大任?还是说陛下怕沈溪收不住心,会作出危害地方的事情,找个由头将他调回京城?”
官场很讲究论资排辈,所以刘健极为轻视沈溪这样初出茅庐的小子,他又没真正用过沈溪办事,沈溪平日太过锋芒毕露,在他看来极为不妥,因而在刘健眼里,皇帝是担心沈溪在三省督抚任上出乱子,这才将其调回京城。
分析到这点后,刘健说话就不会偏帮沈溪,甚至迎合皇帝的意思刻意贬低,建议将沈溪安排在不起眼的衙门和官职上,甚至提出可将沈溪投闲置散。
马文升却有不同的见解:“陛下,沈庶子出京之前,曾位列东宫讲班,陛下为何不将其官复原职?”
马文升这话,其实是在帮沈溪。
沈溪出京前,为了方便他在地方行事,提前升任右春坊右庶子,官居正五品,甚至连沈溪内眷的诰命,也是按照正五品的诰命来册封。
这也就是说,朝廷承认沈溪的官职,其实是正五品,而不是沈溪临时所领的正三品右副都御史,这也是朝中大臣没有太大意见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本来督抚就是临时性质,沈溪还领的是“三省沿海督抚”这么一个前所未闻的职务,去东南所做的也是平匪之事,属于钦差的性质。
既然在地方领的是临时性的职务,那回来后就应该让沈溪官复原职,但问题是,让沈溪做右庶子,右庶子位子上刚升任的人是杨廷和,原来的右庶子王华已经升为詹事府少詹事,让沈溪降回到右谕德的位子上,于情于理都不合。
毕竟沈溪是因撰写《大明会典》有功而得到升迁,沈溪在无过错甚至还在地方剿匪有功的情况下降职叙用,从道理上说不通。
出京前正五品的翰林官,出京后是正三品的右副都御史,等回到京城就成了从五品的右谕德,这不像话嘛。
就算沈溪回归右谕德,那就需要有人给沈溪腾地方。
刘健道:“陛下,既然沈状元如今无从安排,不如先在礼部挂个郎中的官衔,待之后看各衙门中是否有官缺,再行调用!”
朱祐樘一时沉默下来。
按照刘大学士的意见,沈溪这一回到京城将意味着要被赋闲,做了几年风光的翰林官,晋升非常快,在地方也是总领一方,突然间什么都不是了,心理落差肯定会很大,朱祐樘是惜才之人,不想做得如此决绝。
刘健见皇帝脸上满是迟疑这之色,想了想又补充道:“陛下,如今凤驾移于侧室,告天之礼,当有人主持,不若由沈状元出面如何?”
朱祐樘怔了怔,很快明白刘健的用意,含笑点头。
暂时先不给沈溪安排官职,而是先派给他差事做,也算是皇差……皇后临盆前让沈溪带人为皇后祈福,祷告上苍,怎么说也是为皇家做事,臣子应该感觉到隆宠才是。
一锤定音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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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弘治皇帝思量谁会抢他儿子皇位时,思来想去,朝中大臣虽不能说个个都是贤良之士,但忠心还是有的。
最重要的是皇家把权力收得很紧,就算是执掌兵权的英国公张懋,也只是名义上掌握京营和五军都督府。
因为五军都督府内部彼此互不统辖,互相牵制,互相防范。同时,五府只是掌握军旅之权,军政权在兵部手上,府部互相制约,出动兵马需要兵部提请,五府不能干预,事平之日,将归于府,军归于营,印归于朝。
这也就是说,在没有皇帝的旨意下,张懋根本就调动不了军队。
连执掌兵权的张懋都不能威胁太子皇位,那就只有西北的蒙元余孽是为心腹大患。
朱祐樘登基至今,鞑靼人屡屡犯边,他继位之初时尤甚,鞑靼人喜欢每年秋天到九边劫掠,抢到物质过冬,到弘治中期随着明朝国力强盛情况才逐步好转。但好景不长,前几年鞑靼人故态复萌,才有了之前刘大夏领兵出征,沈溪凭借佛朗机炮立下大功的事情。
大明是在灭掉蒙元的基础上建立的,朱祐樘始终对当前试图重归统一的鞑靼人放心不下,于是在他身体好转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召集刘大夏、谢迁等大臣商议出兵西北事宜。
在弘治皇帝看来,能一仗歼灭鞑靼人主力,使得其接下来几年甚至十几年一蹶不振最好,如果达不到但是能收复河套平原,在战略上对蒙元各部由守势变成攻势也可,这样一来,便能给儿子创造一个相对宽松和平的内外环境。
弘治皇帝皇帝忽略了一个新情况,鞑靼人虽然陷入内斗,但经过数年征战,达延部已经明显占据上风,火筛等部族节节败退,眼看连族群都快保不住了。
沈溪之前分析过,明军出兵草原,有很大的可能无法利用鞑靼内部的混乱,反倒达延部会借助大明的威胁,完成对鞑靼各部族的一统。
火筛等部是绝无可能投靠大明的,当外敌出现时,鞑靼人自然而然就会抱团取暖,达延部趁机跟那些濒临失败的部族达成协议,将各部落收编或者是拆散分开居住,达到对蒙古中部草原一统的目的。
到那个时候,明军出兵草原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艰难境地。
攻攻不下来,撤退又怕被追击和埋伏,跟鞑靼人在补给困难的草原上作战绝对不是明智之举。
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,而大明官兵很多都是在当兵后才开始接触和学习骑马,蒙古人天生就要跟恶劣的环境作斗争,茹毛饮血,大明官兵则生于军户或者民户之家,祖祖辈辈都是耕田、屯田,这就是差距。
当朱祐樘提及西北战事,刘健没有随便发表意见,他清楚皇帝的用意,不想破坏朝廷的战略方针。
马文升虽然深知出兵西北有一定风险,也意识到鞑靼内部可能会出现一致对外的状况,但还是有所期冀。
既然鞑靼经历弘治十三年之败,又内斗多年,必然元气大伤,如此一战就算不胜也不至于惨败,何况大明现在已经配备几百门佛郎机炮,当初沈溪只是带了十门炮出战,就能扭转战局,有了几百门炮那还胜利不是手到擒来?
都是之前就商量好的战略,马文升和刘健没有提出太多实质性的建议,许多都属于老生常谈,但就这么絮絮叨叨,依然不知不觉就说了半个多时辰,外面天色昏暗下来,乾清宫的太监开始掌灯,皇帝寝殿内很快灯火通明。
马文升有些坐不住了,心里直嘀咕,这还“长话短说”?一件既定之事都啰哩啰唆谈论这么久,那不用说,接下来两件事恐怕得往谈论一个时辰的方向发展。
“此事就暂且先不议了吧!”朱祐樘终于把第一件事说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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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祐樘道:“二位卿家,朕要说的第二件事,是皇后即将分娩,朕请两位爱卿为新皇子著书立作,为他祷告上苍,请上苍为他赐福,并赐名!”
刘健和马文升听了不由对视一眼。
这要求很古怪,皇后临盆,关臣子什么事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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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,陛下。”
刘健作为内阁首辅,此时依然由他出来表态,之后就会安排礼部举行祭天仪式,天子无法出席,只能找别人代劳。
这也是皇帝太过在意张皇后和她肚中的孩儿,至于是否合规矩,已不在刘健和马文升考虑范畴。
第一件事说的时间很长,第二件事眨眼便说完,刘健和马文升感觉非常意外,如此说来,上更之前回家还是有可能的。
“这第三件事……”
朱祐樘突然语重心长,“朕抽调弘治十二年状元,如今的右副都御史沈溪自东南任上回京,本想派他往延绥协助刘尚书出兵塞北,然种种变故而致未能成行。眼下他即将返回京城,二位卿家,你们认为当以何等官职安置为好?”
第三件事,好像是皇帝临时想起,随便问了一嘴,不过在马文升看来,皇帝应该早就发愁了。
刘健不太清楚皇帝为何对沈溪如此青睐,让沈溪去东南平匪,在他看来已是皇帝下的一步“险棋”。
沈溪在闽粤胡作非为,险些令超纲败坏,虽然后来证明沈溪有手腕有魄力,敢于破除官场弊端,在平定东南匪患这个大前提下,新官上任三把火完全可以理解,最后沈溪做的也还不错,朝中对沈溪褒奖的声音不少。
刘健心想:“既然沈溪在东南干的好好的,继续让他做下去就是,为什么要如此辗转将人调回京城?难道说大明无人可用,非要让一个臭未干的小子前往西北去担当大任?还是说陛下怕沈溪收不住心,会作出危害地方的事情,找个由头将他调回京城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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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到这点后,刘健说话就不会偏帮沈溪,甚至迎合皇帝的意思刻意贬低,建议将沈溪安排在不起眼的衙门和官职上,甚至提出可将沈溪投闲置散。
马文升却有不同的见解:“陛下,沈庶子出京之前,曾位列东宫讲班,陛下为何不将其官复原职?”
马文升这话,其实是在帮沈溪。
沈溪出京前,为了方便他在地方行事,提前升任右春坊右庶子,官居正五品,甚至连沈溪内眷的诰命,也是按照正五品的诰命来册封。
这也就是说,朝廷承认沈溪的官职,其实是正五品,而不是沈溪临时所领的正三品右副都御史,这也是朝中大臣没有太大意见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本来督抚就是临时性质,沈溪还领的是“三省沿海督抚”这么一个前所未闻的职务,去东南所做的也是平匪之事,属于钦差的性质。
既然在地方领的是临时性的职务,那回来后就应该让沈溪官复原职,但问题是,让沈溪做右庶子,右庶子位子上刚升任的人是杨廷和,原来的右庶子王华已经升为詹事府少詹事,让沈溪降回到右谕德的位子上,于情于理都不合。
毕竟沈溪是因撰写《大明会典》有功而得到升迁,沈溪在无过错甚至还在地方剿匪有功的情况下降职叙用,从道理上说不通。
出京前正五品的翰林官,出京后是正三品的右副都御史,等回到京城就成了从五品的右谕德,这不像话嘛。
就算沈溪回归右谕德,那就需要有人给沈溪腾地方。
刘健道:“陛下,既然沈状元如今无从安排,不如先在礼部挂个郎中的官衔,待之后看各衙门中是否有官缺,再行调用!”
朱祐樘一时沉默下来。
按照刘大学士的意见,沈溪这一回到京城将意味着要被赋闲,做了几年风光的翰林官,晋升非常快,在地方也是总领一方,突然间什么都不是了,心理落差肯定会很大,朱祐樘是惜才之人,不想做得如此决绝。
刘健见皇帝脸上满是迟疑这之色,想了想又补充道:“陛下,如今凤驾移于侧室,告天之礼,当有人主持,不若由沈状元出面如何?”
朱祐樘怔了怔,很快明白刘健的用意,含笑点头。
暂时先不给沈溪安排官职,而是先派给他差事做,也算是皇差……皇后临盆前让沈溪带人为皇后祈福,祷告上苍,怎么说也是为皇家做事,臣子应该感觉到隆宠才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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