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482章 经济繁荣度
陈益波不解地问:“云教授,滨州市为什么很难赶上云岭市?”
云教授说:“对不起,这里我单指经济的繁荣度。滨州是省会,副省长城市,有政策优势,作为全省的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。云岭是刚升格的地级市,无论从哪方面比较,都比不过滨州市。但是经济增长率,滨州市今年是百分之七点三,云岭市是百分之十七点一,如果考虑到几个大项目的实施,以及升格为地级市的政策效应,云岭市的经济增长率肯定会超过百分之二十。”
陈益波点着头说:“我承认,从现在开始的相当一段时间内,云岭市的经济增长率,将大大超过我们滨州市。”
云教授说:“这其中的主要原因,就是我说的经济繁荣度,通俗讲就是经济活力。作为省会城市,是全省的第一窗口,要承担更多的政治功能、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,这就决定了滨州市有很多限制,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束缚。而云岭市不一样,作为沿海开放城市,得天独厚,又没有额外的约束,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。”
陈益波问:“就经济环节论,云岭市强在哪里?”
云教授说:“我是学教微观经济的,看经济问题从小到大,从低到高,我个人发明了一个词,基础经济,就是所有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有小集镇的集市存在,在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共存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,有小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存在,小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,就是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,也就是我说的基础经济。”
陈益波说:“这个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,应该也包括象云岭市老城区那十几条老街的地摊吧。”
云教授说:“对,基础经济包括地摊经济,地摊经济就是基础经济,基础经济还包括背包经济、夜市经济和垃圾经济。背包经济指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,夜市经济当然指的是夜市,垃圾经济指的是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益。云岭市在这四方面的数据是这样的,地摊经济,从业人员两万多,产值上百亿;背包经济,从业人员超过一万,产值五十亿以上;夜市经济,从业人员两万,产值八十亿多;垃圾经济,从业人员一万多,产值五十多亿。”
陈益波说:“还别说,地摊经济、背包经济、夜市经济和垃圾经济这四个方面,我们滨州市根本没法与云岭市比,因为我们有政策限制。”
云教授说:“问题就在这里,无论是数量上或是质量上,这些基础经济微不足道,不被人重视,在大城市还是限制甚至取缔的对象。但是,基础经济却最充满活力,是经济繁荣的基础,是就业的充分保障,是整个经济不必可少的第一环节,与农村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同样重要。”
陈益波点着头问:“云教授,你说得很有道理,滨州是省会城市,能不能也把基础经济搞活呢?”
云教授摇着头说:“很难,我举个例子,在云岭市的每一个居民小区,在一定的时间在具体的地点,允许流动摊贩进入,滨州就很难做到。又比如,云岭市对垃圾处理实施严格的分类,其分类处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,这就为垃圾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,但滨州市很难做到。还有更重要的,从事基础经济的人,在云岭市如同人才,住房、落户、老人、孩子教育等,都与公务员一样同等享受。可在滨州那样的大城市里,从事基础经济的人受到了限制,甚至有不少政策将其挡在了门外。”
陈益波又问:“还有吗?”
云教授说:“最致命的问题是,基础经济的自由度很大,要允许其随意发展,也就是随时随地的进行。你可以去云岭市的街上走一走,几乎每条街上都能见到基础经济的存在,滨州市能做到吗?可能根本做不到,可能会被城管赶走。你要是在滨州市搞基础经济,刻意地搞些地方,将基础经济固定在框子里,那就违背了基础经济的特点,就难以搞活基础经济。总而言之,经济繁荣度的首要指标就是基础经济的活跃度,基础经济充满活力,整个经济就是繁荣的,反之,整个经济就不是完整的,其活跃度肯定不高。”
陈益波感叹说:“省城就是省城,大街上随意撂地摊,确实是做不到啊。”
这时,云教授看向了许教授,“老许,该你说了。”
许教授微笑着说:“一个是省会城市,一个是新的地级市,其实没什么可比性。就拿所谓的幸福指数来说,一般人肯定会认为滨州市强于云岭市,因为大多数人愿意生活在滨州市。殊不知滨州市的生活压力远高于云岭市,就拿物价这一个指标,滨州市就比云岭市高百分之二点七。”
陈益波哦了一声,“就幸福指数来说,许教授也认为云岭市好于滨州市?”
许教授点了点头,“当然。”
陈益波说:“请许教授详细说说。”
许教授说:“幸福指数也叫幸福感指数,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体验,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,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。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。而幸福指数,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。幸福指数这个概念起源于三十多年前,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。二十多年来,在人均GDP仅为七百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,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,不丹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。”
顿了顿,许教授说:“生活质量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,如果说GDP、GNP是衡量国富和民富的标准,那么,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。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,一方面,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;另一方面,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。可以这样说,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,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,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。”
陈益波点着头说:“许教授,请你继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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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教授说:“对不起,这里我单指经济的繁荣度。滨州是省会,副省长城市,有政策优势,作为全省的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。云岭是刚升格的地级市,无论从哪方面比较,都比不过滨州市。但是经济增长率,滨州市今年是百分之七点三,云岭市是百分之十七点一,如果考虑到几个大项目的实施,以及升格为地级市的政策效应,云岭市的经济增长率肯定会超过百分之二十。”
陈益波点着头说:“我承认,从现在开始的相当一段时间内,云岭市的经济增长率,将大大超过我们滨州市。”
云教授说:“这其中的主要原因,就是我说的经济繁荣度,通俗讲就是经济活力。作为省会城市,是全省的第一窗口,要承担更多的政治功能、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,这就决定了滨州市有很多限制,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束缚。而云岭市不一样,作为沿海开放城市,得天独厚,又没有额外的约束,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。”
陈益波问:“就经济环节论,云岭市强在哪里?”
云教授说:“我是学教微观经济的,看经济问题从小到大,从低到高,我个人发明了一个词,基础经济,就是所有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有小集镇的集市存在,在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共存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,有小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存在,小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,就是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,也就是我说的基础经济。”
陈益波说:“这个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,应该也包括象云岭市老城区那十几条老街的地摊吧。”
云教授说:“对,基础经济包括地摊经济,地摊经济就是基础经济,基础经济还包括背包经济、夜市经济和垃圾经济。背包经济指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,夜市经济当然指的是夜市,垃圾经济指的是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益。云岭市在这四方面的数据是这样的,地摊经济,从业人员两万多,产值上百亿;背包经济,从业人员超过一万,产值五十亿以上;夜市经济,从业人员两万,产值八十亿多;垃圾经济,从业人员一万多,产值五十多亿。”
陈益波说:“还别说,地摊经济、背包经济、夜市经济和垃圾经济这四个方面,我们滨州市根本没法与云岭市比,因为我们有政策限制。”
云教授说:“问题就在这里,无论是数量上或是质量上,这些基础经济微不足道,不被人重视,在大城市还是限制甚至取缔的对象。但是,基础经济却最充满活力,是经济繁荣的基础,是就业的充分保障,是整个经济不必可少的第一环节,与农村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同样重要。”
陈益波点着头问:“云教授,你说得很有道理,滨州是省会城市,能不能也把基础经济搞活呢?”
云教授摇着头说:“很难,我举个例子,在云岭市的每一个居民小区,在一定的时间在具体的地点,允许流动摊贩进入,滨州就很难做到。又比如,云岭市对垃圾处理实施严格的分类,其分类处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,这就为垃圾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,但滨州市很难做到。还有更重要的,从事基础经济的人,在云岭市如同人才,住房、落户、老人、孩子教育等,都与公务员一样同等享受。可在滨州那样的大城市里,从事基础经济的人受到了限制,甚至有不少政策将其挡在了门外。”
陈益波又问:“还有吗?”
云教授说:“最致命的问题是,基础经济的自由度很大,要允许其随意发展,也就是随时随地的进行。你可以去云岭市的街上走一走,几乎每条街上都能见到基础经济的存在,滨州市能做到吗?可能根本做不到,可能会被城管赶走。你要是在滨州市搞基础经济,刻意地搞些地方,将基础经济固定在框子里,那就违背了基础经济的特点,就难以搞活基础经济。总而言之,经济繁荣度的首要指标就是基础经济的活跃度,基础经济充满活力,整个经济就是繁荣的,反之,整个经济就不是完整的,其活跃度肯定不高。”
陈益波感叹说:“省城就是省城,大街上随意撂地摊,确实是做不到啊。”
这时,云教授看向了许教授,“老许,该你说了。”
许教授微笑着说:“一个是省会城市,一个是新的地级市,其实没什么可比性。就拿所谓的幸福指数来说,一般人肯定会认为滨州市强于云岭市,因为大多数人愿意生活在滨州市。殊不知滨州市的生活压力远高于云岭市,就拿物价这一个指标,滨州市就比云岭市高百分之二点七。”
陈益波哦了一声,“就幸福指数来说,许教授也认为云岭市好于滨州市?”
许教授点了点头,“当然。”
陈益波说:“请许教授详细说说。”
许教授说:“幸福指数也叫幸福感指数,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体验,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,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。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。而幸福指数,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。幸福指数这个概念起源于三十多年前,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。二十多年来,在人均GDP仅为七百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,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,不丹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。”
顿了顿,许教授说:“生活质量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,如果说GDP、GNP是衡量国富和民富的标准,那么,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。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,一方面,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;另一方面,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。可以这样说,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,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,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。”
陈益波点着头说:“许教授,请你继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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